阳原新庙庄遗址与宣化郑家沟遗址散户配资官网首页，见证从十二万年的人类足迹到五千多年前的文明融合
河北考古“双星”闪耀中华文明起源探索
新庙庄遗址20号地点远景。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2月4日，备受瞩目的“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河北阳原县新庙庄旧石器时代遗址与河北张家口市郑家沟红山文化遗址双双入选，实现河北省双项目同届入选的历史性突破。这是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更是河北深耕文明探源、赓续中华文脉的生动注脚。
河北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
新庙庄遗址，以跨越12万年的六期文化序列，勾勒出东亚古人类技术与行为演化的连续图景，为探索东亚早期现代人的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郑家沟遗址，首次在冀西北揭示出红山文化晚期的典型积石冢，以清晰的墓葬祭祀分区与独特的文化融合面貌，丰富了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认知，再次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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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双星”之新庙庄遗址：
追寻东方人类演化的“破晓之光”
2月4日，北京评选现场，投影屏幕出现一件小石叶石核——
“它来自距今4.5万年至4.2万年前的地层。我们终于触摸到了华北早期现代人的石器技术的‘脉搏’。”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王法岗站在台前，竭力压抑着激动和兴奋。
这一刻，距泥河湾盆地阳原新庙庄遗址首次被发现，已过去整整42年。距该遗址再次启动考古工作，也已走过十载春秋。
从1986年发掘出土5000多件别具一格的石器的惊鸿一瞥，到如今揭露和完善六期文化遗存，深藏于泥河湾盆地南缘深山的阳原新庙庄遗址完成了一场跨时空对话——以其无与伦比的连续性、丰富的技术内涵与现代行为证据，填补了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关键缺环，成为探索东亚早期现代人起源、演化模式的关键坐标。
新庙庄遗址20号地点出土的石制品。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深山寻踪：从“丢失”到“重生”
故事始于1984年。
那一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泥河湾盆地南侧深山中开展旧石器专题调查，在远离泥河湾盆地中心的海拔约1200米的大南山顶部一处小盆地内，首次发现了新庙庄遗址。1986年，因当地修出山之路，考古队进行了短暂的抢救性考古发掘——33平方米，出土石制品、动物化石5000余件。
“出土的石器太特别了。”河北省泥河湾东方人类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谢飞回忆说，“刃缘陡直、修疤多层，制作极为精致，还有一定数量的长石片。这与泥河湾常见的小石器风格完全不同。”
当时，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它属于“石叶技术”，国内学者则敏锐地察觉到其与欧洲旧石器中期“莫斯特技术”的相似性，可能是东西方人群、技术交流融合的结果。因此，该遗址也被认为是华北最具西方旧石器中期石器技术特点的遗址。
东西方史前文化是否在此交流？这一猜想不断冲击着考古工作者。然而，因遗址偏远、人迹罕至，加上当年测绘技术有限，随着时间推移和地貌变化，它的准确位置竟在考古地图上“消失”了。
随后几十年间，一拨拨考古人始终寻找无果。
转机出现在2015年6月。谢飞与吉林大学陈全家教授一行再入深山，在寻觅中发现一处因侵蚀而变形坍塌的“土圹”。出于职业敏感，他们又拿出1986年拍摄的老照片对照，发现河谷走向、村道方位、山坡走势、残存土状堆积等与老照片中的轮廓完美重合！
“找到了！就是那儿！”谢飞手握泛黄的发掘照片，激动地指向山体南侧岔路口。在经历巨大的喜悦和激动之后，谢飞对身旁同行年轻考古人予以嘱托：“这里的石器很特殊。要好好研究！”
地层如书：六期遗存勾勒出12万年连续文化序列
新庙庄遗址，被重新“唤醒”。
2016年至2018年，在新庙庄遗址周边4平方公里范围内展开系统调查，确认旧石器地点近30处。2022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单位，开始了持续至今的考古发掘。
“考古像翻阅一本沉甸甸的地书。”王法岗说，如今这本书一页页“打开”，一部跨越12万年的东方人类技术演进史逐渐清晰。
第一期（12万年至9万年前）：2号地点下文化层，发现密集石制品、动物化石，石器技术仍属传统的石片石器技术。
第二期（9.5万年至8.1万年前）：3号地点，发现典型陡刃修理、多层修疤的石器，系华北首次确认也是中国北方最早的莫斯特风格的石器技术。
第三期（7.5万年至6.3万年前）：一号地点（即1986年发掘区），距今7.5万年至6.3万年，处于末次冰期的早段，石器技术继承3号地点，体现古人类对寒冷气候的适应与人类的延续。
第四期（4.5万年至4.2万年前）：2号地点上文化层，小石叶技术“破土而出”。测年显示，这是东亚目前最早的小石叶技术记录，与西方小石叶技术同期，是早期现代人的典型石器技术，揭示华北早期现代人的石器技术模式。同期还发现有规律刻划骨片、经热处理的赤铁矿块，展现古人类复杂的象征思维与技术能力。
第五期（3.9万年至2.5万年前）：4号、20号地点，细石叶技术在此萌芽、发展。2.7万年至2.6万年发现典型的细石叶石核、细石叶，是华北最早阶段的细石叶技术，而且3万年、2.9万年还发现有小石叶技术，揭示了细石叶技术起源的完整序列。同期还发现华北最早的装饰品，反映了人类行为模式的复杂化与现代性。
第六期（1.8万年至1.3万年前）：5号地点，一个震惊学界的“楔形细石核技术石器初级加工场”被揭露，8万余件石制品被发现，该地点与桑干河北岸的虎头梁遗址群隔河相望，石器技术一致，是后者的石器原料供应地。底部距今1.7万年发现的由砾石围砌的椭圆形“热处理石料”的炉，系东亚首次发现。百余件鸵鸟蛋皮等原料制成的装饰品，是东亚旧石器时代最丰富的装饰品。
“新庙庄遗址以6期（11个阶段）的连续遗存，构建起晚更新世以来极为精细的文化序列框架，它填补了泥河湾盆地乃至华北地区人类演化关键阶段的诸多空白。”谢飞表示。
对话世界：回应两大国际前沿课题
新庙庄遗址的价值，远不止于区域文化序列的建立和完善。
“它直接回应了‘小石叶技术起源’与‘细石叶技术来源’这两个国际前沿学术问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曾用一连串的“重大”来评价新庙庄遗址考古成果。
小石叶技术最早发现于欧洲，年代在距今4万年前后，多与早期现代人及其文化共存，被认为是早期现代人的典型石器技术。“新庙庄遗址发现与之年代相近甚至更早的小石叶技术，为探索小石叶技术起源、华北早期现代人的石器技术模式提供典型材料。”北京大学李锋研究员激动地说。
细石叶技术起源更是国际学界争论的焦点。以往观点多认为其起源于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而后向南传播。后有学者认为起源于韩国。也有学者认为起源于华北。新庙庄遗址提供了连续的关键证据链：从4.2万年前后出现小石叶技术，3.9万年至3.4万年有“细石叶化”的迹象，3万年、2.9万年更加进步的小石叶技术，再到2.7万年前的典型细石叶技术——一个清晰、连续演化的过程正在浮现。
“这表明，华北地区的石器技术变革，很可能不是一个被外来技术突然替代的过程，而是一个渐进、内生的演变过程。”专家们认为，这些丰富的材料为探索东亚早期现代人的起源与演化模式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证据。
除了石器演化这条主线，遗址中散落的“旁证”同样熠熠生辉。
百余件的鸵鸟蛋皮、贝壳制成的装饰品，为东亚旧石器遗址出土数量之最。骨管小串珠，孔径均匀，打磨精细，显示出1.8万年前古人类对“美”的追求。刻画线条的骨片、有意灼烧的赤铁矿块（用于获取赭石颜料）、疑似用于“石煮法”加热食物的烧石……这些遗存共同拼出一幅远古图景：居住于此的古人类，不仅掌握高超的生存技术，更开始了精神层面的探索与表达。
“目前揭露的，只是这处遗址群的一角。那片深山河谷的泥土之下，仍深埋着更多秘密。”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黄信告诉记者，未来，在考古人的探寻之下，将点亮更多被厚土封存的文明曙光。
考古“双星”之郑家沟遗址：
印证红山文化晚期“西南扩展”
郑家沟遗址一号积石冢出土玦形玉龙。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一号积石冢营建考究，内部划分为墓葬区与祭祀区，显示出明确的规划性、等级制度和组织能力。”2月4日，在“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评选现场，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执行领队龚湛清指着高清图片，向来自全国的专家介绍。这位年轻的90后，眼神中透着坚毅和激动。
沉睡五千年，一醒惊四方。作为首次在远离红山文化核心区域的冀西北地区发现并发掘的红山文化典型遗迹，郑家沟遗址积石冢以一系列突破性发现将红山文化“西南扩展”推向实证，并推动以“冀西北视角”追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历程。
一座积石冢：开启红山文化地理新认知
郑家沟遗址，于2021年被发现，位于洋河南岸的群山之间，其南为桑干河峡谷，东北为燕山山脉，西为阴山山脉，东南为太行山脉，处于“三山两河”交汇的丘陵地带。
“一号积石冢规模宏大、结构严谨。”河北省文物考古学会会长、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张文瑞告诉记者，在该冢内发现三级土台与石砌护墙，以中心大墓为核心，冢圈内密集分布着九十余座墓葬及一百八十余处祭祀遗迹，墓葬区以石棺墓、石匣墓为主，多采用二次葬，出土玉器、彩陶、蚌饰等六百余件（套）。
目前，国内外权威实验室的碳十四测年显示，一号积石冢年代距今约5300年至4800年间，恰好处于红山文化晚期并略微越过以往学界认定的该文化年代下限。遗址出土的玦形玉龙、三联璧等玉器带有鲜明红山文化特征，而随葬品中大量的天河石、蚌饰以及祭祀坑内独特的人骨与玉器共出现象，又展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2025年9月9日，专家参观郑家沟遗址一号积石冢。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这类遗存或可命名为‘红山文化郑家沟类型’，是红山文化向西南扩展过程中与本地文化融合的新变体。”去年在张家口举办的中华文明探源学术交流活动上，曾有考古学者提出这一说法。
红山文化，其活动范围主要在滦河、西辽河以及大、小凌河流域。那么，河北郑家沟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意味着什么？
红山文化晚期人群，为何在辽西地区逐渐衰落？迁徙到了何处？这是学术界的重要课题，郑家沟遗址为此提供了关键线索。张文瑞认为，郑家沟遗址将红山文化已知分布范围向西南推进了数百公里，有望彻底改写对红山文化分布范围的认知。
一件彩绘熊首：将传说与实证引向更深层次
红山文化，被称为中华文化的“直根系”。
“对出土彩陶、玉器等器物的类型学分析表明，郑家沟这类遗存既保留了红山文化典型元素，又兼具本地特色。该遗址的发现反映出距今5000年前后，在辽西至冀西北地区红山社会经历了一次较大的社会变革，表明红山社会文明进程的复杂性。”龚湛清说。
研究并未止步于器物与遗迹。近年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河北医科大学等团队，对出土人骨展开古基因组检测和分析，首次从遗传学上证实红山文化向西南的扩张是伴随人口迁移的“遗传扩散”，而不仅仅是文化观念的传播。
研究显示，郑家沟人群遗传成分包含古代东北亚、黄河中游仰韶农业人群以及山东大汶口文化人群等多重来源，揭示了距今5000年前后辽西、中原与山东地区复杂的基因交流网络，为红山文化晚期人群向西南迁徙提供了科学证据。
更令人惊讶的是，一号积石冢还出土了一件“彩绘熊首泥塑”。它宽约20厘米，制作工艺包含塑形、铺设彩色石块、涂刷白灰地仗层及彩绘等多道工序，表面保留红、白、黑等矿物颜料痕迹。对其表面曲面荧光测试后发现，有钙、铁、锰、钛等多种化学元素。
对此，不少专家认为“彩绘熊首泥塑”的发现，不但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女神庙”中的“熊泥塑”残块相契合，也与黄帝部族“有熊氏”相关联，将上古传说与考古实证的对话推向更深层次。
一个冀西北视角：诠释从“三岔口”到“古文化熔炉”
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紧密相关。
1982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蔚县三关遗址提出，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如今，张家口地区已发现两百余座积石冢、八十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空前丰富的考古材料将“三岔口”升华为一个活跃的“古文化熔炉”。
郑家沟遗址的发掘，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红山文化研究的一扇大门。近年的考古发掘表明，这里不仅出现了红山文化高等级玉礼器和复杂祭祀体系，同时融汇了中原仰韶文化、河套地区庙子沟文化的因素，在发展中与地方文化相适应并产生了新变化。
“在制度表达上承袭红山核心理念，在社会结构上结合本土与红山礼制经验，最终在互动中建构起文化认同。”张文瑞认为，这种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形成过程，实证了河北北部，特别是张家口地区，是红山文化晚期的一个重要区域礼仪中心。
郑家沟遗址，如同一部镌刻在泥土与石块上的史诗，将中华文明探源的“冀西北视角”推至历史舞台前方，讲述着五千年前中华大地上不同人群迁徙、交汇、融合的壮阔故事。
“郑家沟遗址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范本。它的入选，是对其学术价值的肯定，更是对河北持之以恒深耕考古、致力于文明探源事业的褒奖。”河北省文物局考古处处长贾金标表示，这是河北积极投身重大考古项目“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的缩影。近年来，河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在机构设置、经费保障、科技考古实验室建设、跨区域合作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燕赵大地，古老而充满生机。
从“边缘”到“中心”、从“考古学文化”向“古国文明”、从零星发现到系统研究……“在这片古老而充满生机的大地上，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仍在持续向前。我们将继续推进河北红山文化发掘与研究，开展区域系统调查，同时加强科技考古能力建设，为文明探源研究贡献更多的河北力量。”河北省文物局局长罗向军表示。（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记者手记
凝望来自泥土深处的文明之光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红彤彤的朝阳，晕染着苏醒的大地。行走于两处考古遗址现场，“苏格拉底之问”不断浮现在记者和考古工作者的心头——
阳原新庙庄遗址上，寒风掠过坚硬的土层。王法岗研究员蹲在一处探方内：“这是揭露的1.8万年至1.3万年间的‘石料热处理’现场，展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的热处理技术。”百公里外，宣化郑家沟村的群山之间，龚湛清领队指向一处层层石块垒砌的墙：“五千多年前，古人在这里垒起精神家园。”
时光的刻度，在2026年立春之日格外耀眼——新庙庄遗址与郑家沟遗址，河北大地上这分属旧、新石器时代的两处遗址，双双入选“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这无疑开创了河北考古史新纪录。
时间的地层——
新庙庄遗址如同一部打开的地质编年史。从12万年前的第一堆篝火，到4.5万年前的刻划符号，再到3万年前的小石叶、1.8万年前的“石器工厂”……呈现出一部连续演进的技术史诗，为探索东亚早期现代人的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这种连续性，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基因。
迁徙的坐标——
自郑家沟遗址一号积石冢制高点眺望，三层石墙如“同心圆”展开，90余座墓葬有序分布。远处，燕山、阴山、太行山山脉交汇。“出土的玉器，既有红山文化的典型特征，又在组合方式、葬俗习惯上展现出本地特色。这是红山先民迁徙至此后的文化再创造。”龚湛清说。
前者在东方人类演化尺度上展现连续性；后者在文明形成尺度上展现融合性—— 这些是极重要的特质。河北考古发现，再次证明了这片土地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
“我们小时候在这里放羊，哪知道脚下埋着这么长的历史。”采访中，曾遇到当地几位老乡，他们质朴的话里透着自豪。
考古工作，最终要回答“我们是谁、从何处来”。
“双星”闪耀，是考古学术上的突破，更是文化自信的彰显。新庙庄遗址告诉世界：在东方，人类发展之路独立而连续；郑家沟遗址表明：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多元文化在交融中创新、在差异中求同。
从泥河湾盆地百万年的人类活动史，到张家口地区作为“古文化熔炉”的枢纽；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河北大地上，每一寸黄土都可能埋藏文明密码；每一次科学发掘，都是在续写记忆的新篇。
天地辽阔，星辰闪耀。来自泥土深处的文明之光，正穿越时空，照亮未来之路。
（文/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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